[29]而且，其中的观念妨害、凶宅侵害、惊吓损害类型中所包含的安宁利益已不能够完全为隐私权框架下的生活安宁权所囊括。

[30]用李斯特名言来表述，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11] 又如，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于是，国务院可以直接决定什么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同样，倘若宪法学能够清晰地说明人民主权原则、人类尊严原则、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等宪法原则的具体内容，必然对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解释与适用产生重大影响。[29][德]弗劳德·玛塔·蒂姆：《犯意在德国刑法中的地位》，张小燕译，载《中德法学论坛》（第12辑），第57页。而且合宪性解释并非仅对刑法具有意义，而且对宪法同样具有意义。尊重人意味着要考虑、同情人性弱点。

第三，从责任能力来说。[9]例外模式虽然具有实质理由，[10]但它缺乏刑法根据（刑法没有对此设立例外规定），而且违反责任主义这一宪法原则（参见下文论述）。四、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法律适用之建议 首先，对于判定案件是否属于我国的情势变更情形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综合把握： （一）从对合同履行产生实质影响的事件发生的原因入手 在合同成立之后出台的政府政策如对双方履约有实质性影响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情势变更。

各国之所以均在各自的法律体系中纳入情势变更的内容，虽然具体的定义及相关适用程序各异，但其内在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承认在某些情形之下，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足以撼动原合同基础的改变，而为了平衡这种改变给当事人带来的不利后果，必须经由当事人协商，甚至需请求法院对该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例如，京政办发【2011】8号《北京市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十五条通知）对北京买房条件做出了规定，使得部分已经签订合同的购房人因不满足十五条通知的要求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在这种模式之下，情势变更制度归为不可抗力的一种特殊情形。狭义上来说，合同的履行不能也会在客观上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从审级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案件为3件，高级人民法院14件，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处理该类案件数量最大，分别为24件和28件。[11]王利明：《民法分则合同编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

[1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0条、181条182条及184条。根据上文已知，政策改变而引起的商业风险有适用情势变更政策的余地，而纯粹由于市场自身原因引起的商业风险则不在讨论之列。此时应当追究一方的违约责任。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则规定在债的消灭章节之中，可见在法国民法中对于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两者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因此，也暂可称为旧二元模式。因此，从参考要素的角度厘定情势变更的适用方式颇为必要。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对于合同履行产生的影响被归为情势变更的范畴，此时属于法律上的履行不能。在当事人对于解除并无异议时，基于不可抗力之通知即对双方产生效力。

但是并未就不同原因引起的商业风险进行详细分析。然而，某些国家的民法典却对法院变更合同的权力作出了保留。

但对于法院对合同的调整方式亦存在一定的争议：究竟应仅仅准许法院直接解除合同还是应赋予法院变更合同予以填补漏洞的权利？这种合同拘束力的例外情形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拘束力，又指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是当事人必须为之或不得为之的强制状态，或来源于法律，或来源于道德规范，或来源于人们的自觉意识。[7]参见沈德咏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另外，我国司法解释中对于情势变更的规定较为粗糙。1.合同由于遇到了某种客观情形而履行不能 当合同由于遇到某种情势而致使当事人无法继续按照原合同履行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能提出两种诉求。那么基于此理由对单一合同进行调整就缺乏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密市三诚物资销售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10]中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签订以后，约定在租期20年内租金仅于2013年后（约合同履行13年后）可做部分调整，该期间职工工资、房租、土地、油料等价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变化是双方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和防止的，即使预见，也不可预见涨幅会如此之大。后该案件的二审法院正确的将2013年后调整租金的事实纳入考量，并认定双方在合同订立之时已全面考虑到土地使用权租赁价格上涨的因素，该案件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双方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在目前的市场上，土地承包费及转包费较之二十年前均有极大幅度的增长，法院认为依然按照原合同约定价格履行会显失公平，因此判定适用情势变更条款以修改或解除合同。

被背弃的合同会使得诚信尽失，就算此时强迫一方继续履行也会违反合同法上的止损义务。[22]林诚二：《民法问题与实例解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8页。

[22]按照合同必须严守原则，应优先考虑维持原契约的效力，可变则变。在此政策的要求下，买受人属于法律上的履行不能，与成本和收益造成的合同明显不公平无关。

最后，其影响程度的深入性具有调整的必要性。而法国新债法则是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对情势变更产生时先进行协商，此时债务的履行并不因协商中止。

最高人民法院已专门发布《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若该情形的产生对于合同一方而言具有可归责性，那么往往不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可预见的情势自然不在讨论之列，但是风险程度要素在当事人对该情势无法预见的前提下还有何讨论的意义？因此，如欲理顺与后几点因素之间的关系，此处的无法预见宜理解为：该主体完全无法预见该情势的发生或者该主体意识到该情势可能发生却未预见其风险之巨，形势之不可控。

因此，在不承认情势变更为法定免责事由的立法模式中，区别两种制度在合同的解除效力上并没有任何实质的裨益。物价的降浮、币值汇率的涨落、市场的兴衰等都可能成为商业风险与情势变更的原因，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引起商业风险的原因可能与情势变更的原因相同，但两者所引起的法律效果却截然不同。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合同约束力的反向冲击，但实际上这样的冲突源于一种需维护合同完整性的内生性逻辑。但是，若政府仅仅对于房贷的来源有所要求，例如提高首套房的支付比例，考虑到买受人有可能从其他渠道筹集到购房资金，只是从成本和困难程度上来说大于从银行直接借贷，此时宜被认定为情势变更。

其次是否有预见该情势之义务。[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中文关键词】 情势变更。但是，此外其他引起合同基础变化的情势考量因素并不明确也缺乏相应的指导，客观上影响到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之发挥。契约必须遵守，设立例外也必须谨慎。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以自己真实的意图达成合意。

此时，若对违约责任产生争议才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触发点，此时由法院认定是否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以及确定双方各自应负担的责任比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意见中曾经提及：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重新协商，改订合同;重新协商不成的，争取调解解决，但该指导意见也仅仅是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指导性参考，并非可以直接约束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准则，同时对于双方在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前的再协商程序并未提及。

[21]我国《合同法》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2]2016年2月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了情势变更制度。

但是，当市场反应剧烈，继续履行合同的成本已然高于违约成本之时，出于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应当允许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以破除和抑制一方以违约方式进行逐利的冲动。而在司法实践中，若当事人的诉求仅仅是解除合同，作为守约方更好的诉讼策略也是选择适用《合同法》94条的规定，而非选择适用情势变更条款。